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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一九四二》的四个不足

看《一九四二》已经有一个月,文章陆续修改到今天。


整体来讲,对影片不是很满意,虽然也维持了一定的水准。肯定比《唐山大地震》有进步,但不够好,尤其是和影片前期的宣传攻势相比,更显得有点名不符实。


个人认为的不足大致下面四个方面(文中拿一些其它影片作对比举例,仅是参照之意,并无过度的褒贬)。


一、缺乏对人性和生命的进一步思考,价值观的观照不够,或者通俗点说,就是深度不够。


1942年这场灾难,原因有三条: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战争,天时地利人和都不顺,所以才有这百年一遇的饥荒。但是大难临头,人类要如何自处?给粮食,固然可以救身体,但心灵家园的拯救也不可或缺。


我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尽管佛教已经勤勉地在中土传播了2000年,但普通民众吃斋念佛,无非是求多子多福,家宅平安,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仍有区别。《一九四二》里,有个张涵宇扮演的小安神父,在一众灾民当中出落得颇有喜感。这个人物的设置,除了讨好西方观众以外,估计也是想传达在灾难面前人类的救赎和归属问题。因为在如此巨大的苦难面前,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经不住拷问:既然生命如此脆弱,那么人类在天地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饥寒交迫中,人如蝼蚁般成群死去,你所拥有的一切:家人、故乡、财产、前途甚至肉体,都在风中消散,那么活着和死去又有何分别?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能够让逝者安心离去(片中小安神父送丧的那个死不瞑目的人),让活者寻到苟活下去的理由(张国立最后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能感觉到影片试图触碰这些思考,但可惜只是一闪而过。当小安神父发现上帝也不能拯救饥饿之后,他直接崩溃了,影片就此收回对上帝的追寻,只留下一段二胡伴唱的搞笑版赞美诗。其实我有点好奇,为什么是神父而不是和尚承担了这种思考?和张钫老母口里念的“阿弥陀佛”相比,小安神父的赞美诗和十字架显得很不靠谱、不接地气,在1942年的河南大地上极具违和感。


因为实在找不到依托,影片最终还是把精神归宿落在家庭伦理上。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的根基,人们已经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家庭的组成和血脉的延续上,只要有这两样的存在,那么活着就有了盼头。这和《拯救大兵雷恩》是不同的,虽然救回雷恩也是为了让一个家庭可以“有后”,保存血脉,但斯皮尔伯格在其中掺杂了众多关于人性、人道和生存意义的探讨,片中的人物都不断地诘问生命的价值,而并非简单执行上级命令的战争工具。但是,《一九四二》当中,无论是张涵宇的安神父还是阿德里安的白修德,其彰显的精神力量都无法和汤姆·汉克斯的米勒中尉相比,都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维度上的支撑。


鉴于影片在深度思考上表现得如此贫弱,今天就算是汤姆·汉克斯本尊代替阿德里安或者蒂姆·罗宾斯亲自上阵,估计也是一样无力。


二、人物塑造扁平化。剧中人物基本上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就已经呈现的面貌,缺少变化和丰富性,而且所有人物设定都未能脱离固有的形象。


例如蒋介石,就是一个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的领袖,玩弄权术且扼杀新闻自由;蒋鼎文,一个不会作战,只会撤退,且凌驾于人民头上兵匪;白修德,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无冕之王、民主代言人,西方人权卫士……基本上,你心目中坏的领袖,恶的将军,好的洋人,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一点突破。


人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辛德勒名单》里面有位德国军官,玩弄了一个犹太女孩,后来他很痛苦,因为他真的爱上了她。虽然职责和教育告诉他,她是下等的,但人的情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控制,所以他会有挣扎。反观《一九四二》,如果可以假设,蒋介石是这样一个人:他真的、的的确确知道在河南饿死了人,很多人,身为领袖他亦感同身受,内心煎熬,但同样作为一个领袖,他却必需牺牲这些黎民,而去保护其它的百姓。然而媒体责骂他,外国人也批评他,无人体谅他的难处和苦恼,大国的领袖不好当啊……这里补充一下,最近曝光的《蒋介石日记》提供了佐证:蒋是抗日的,可心里明知打不过,所以才有很多下策,比如“用空间换时间”什么的,包括把河南的包袱甩给日本人之类。这些日记还透露,蒋在抗战期间肩负的压力太大,两次想自杀,后来靠不停地祈祷才度过难关。(瞧,上帝还是很管用的,至少拯救了蒋委员长。不过,鉴于粉饰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的头子,可能仍然为天朝电影体制所不容,所以,上面这些话就当我没说好了)


此外就是李雪健演的李培基,一个焦裕录式的好干部,这个横空出世的悲情人物颇让人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在官场上混迹到今天的?既然能当上一省大员,那想必早已经熟谙官场上的种种,为何连四处打点这种事还要秘书来提醒?这样清廉刚正、单纯可爱的官员在共和国解放初期或许真的有,在大半个世纪前的国民政府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李培基的戏份在片中不算少,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上应该有些故事,就是要“有戏”,但最后他除了不断地为民请命这一件事以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发生,莫名其妙地来,悄无声息地走,和蒋鼎文、白修德、小安神父一样,默默遁入历史的雾霭,仅仅为了传达某些概念而存在,人物形象概念化,而且设置地过于想当然。


对这个人物,我们也可以有个假设:一个老辣圆滑的官场高手,好不容易逮到机会荣升一省大员,结果发现老蒋扔过来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还没来得及高兴,便发现自己掉进了火坑。但深入地方与灾民接触后,哀鸿遍野的景象触动了他的恻隐之心,最终决定真正履行省长一职,动用一切官场的手腕为灾民请命,却总是不能如愿,无奈之下挂官而去——如果人物的命运有这样一个转折,会不会比现在这个一出现就注定是青天大老爷的李省长要好一点点呢?大家见仁见智吧。


再比如,一切可以再复杂一点:例如老东家的粮车不是在日军空袭中遗失的,儿媳的钟不是被国民党兵匪抢走的,而是被灾民自己;如果灾民投靠日本人不仅仅是蒋介石嘴里的一句话,而是真正发生了,比如栓柱,真的想穿上日本军装去找回自己的女人,那么,影片会变成什么样子?


答案可能也很简单,大概就是影片不能过审。所以,呃,关于这一条理由,我相信不是冯导和刘编剧的错。


三、线索太乱,层面太多,重点太杂,什么都想表现,结果什么都没有展开讲清楚。


一个重大事件,可叙述的角度必然很多,比如二战,比如奥斯维辛,拍了大半个世纪仍然不断有新片出来,而且不乏佳作。光一个诺曼底登陆就拍了多少回?拍集中营,有《辛德勒名单》这样的,也有《美丽人生》这样的,甚至还有《朗读者》这样的。管中窥豹,倒可以小见大。相反,如果今天有人想拍一部关于奥斯维辛的全景式史诗大片,那估计就要吃力不讨好了。要表现的内容那么多,如何能够在短短二三个小时内讲述清楚?


现在冯小刚和刘震云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他们希望告诉大家,1942年在河南那旮旯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他们很努力了,下到普通百姓,上至一国领袖,什么都拍了,但终究还是浮光略影。电影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想要了解史实的大众自可去翻查史书,电影工作者的使命是用镜头叙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进而提供艺术审美,而非把仅仅把历史影像化。一个外国记者1942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个乡村神父在灾荒面前的心路历程,一个地方官员在赈灾救灾过程中的困境与无奈,一个封建地主在饥馑之年家破人亡、沦为赤贫的曲折离奇,一个农民家庭在逃难中被迫卖儿卖女,丈夫死于非命,妻子又卖身为娼的悲惨境遇,上面每一个角度都足以拍成一部出色的电影。但是现在它们被生生整合在一起,挤压到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搞得每个人都无法很好地伸展拳脚。


所有的故事都点到为止,所有的人物都只是概念的载体而非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比如白修德这个人,他的性格、经历、结局完全没有交待,他什么来中国?为什么执意要揭开河南大灾这个盖子?这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时代》杂志的授意?他是孤军奋战,还是当时还有其它的外国记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凡此种种,如果追述下去,会多么有意思啊。可惜现在,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众多视角中的一个,目的是反映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的立场,相当于文章最后所加的那个“相关链接”。


当然,我也很理解因为长期题材约束造成的饥渴,导致中国导演有太多的话想说、想表达,个个都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恨不能把什么材料都炒在一起一锅端上来,结果弄不好成了一盘杂烩。所以,还是悠着点吧,慢慢来,希望冯导这个片子只是开了头,能够引导其它人更进一步,更深入地去开掘这个题材。毕竟这是民族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再怎么反复描述也不为过的,楚汉争霸都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拍出N多个版本,这个1942年的大灾荒还只是刚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很值得再深挖。


四、过于夸张的煽情。这是冯导最擅长的,已经被诟病了很久,此片虽然已经内敛了很多,但还是不可避免堕入过度煽情的俗套。


论夸张的煽情,最厉害的当是穷摇片里的刘雪华阿姨和马锦涛蜀蜀,动辄泪如雨下,呼天抢地,撕心裂肺,仿佛不这样,便不能体现出内心的悲痛。倪萍大婶则是内地的翘楚,常常霸着央视的屏幕,做深情告白。其实也不是她讲的故事不感人,只是一看到她热泪盈眶的样子,我马上就不想哭,只想笑了。冯夫人徐帆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她当年因为拍喜剧和冯导相识,扶正之后夫唱妇随改拍悲剧。其实她早年演喜剧还挺成功的,演悲剧则勉为其难(按理她是金马影后,演技获得肯定,或许不该这么评价,但个人还是觉得她在《唐山》中的表现,远不如早期在冯氏喜剧中来得出色)。


以个人喜好来讲,我是很不喜欢对悲剧做这样处理的,虽然也不得不承认刘阿姨、马大叔和倪大婶的眼泪对部分观众还是很有杀伤力。因为近期同时也在放李安导演的片子,所以就随手拿来对比。比如著名的《断臂山》,自始至终感情一直收着,直到最后出现衣橱里两件套在一起的衬衣,希斯·莱杰落泪了,可观众的眼泪比主角更汹涌。所谓悲剧,大概就是这样,叫人在哭过之后,还长久地被一种低徊的情绪所笼罩,也许流泪,也许欲哭无泪,可至少我们的心已经深深被触动。悲剧,是有力量的,能够直指人心,而不仅仅是让演员在镜头面前顾自宣泄。


回到《一九四二》。看介绍说,这戏已经很收了(确实如此,比起《唐山大地震》,徐姐姐这次真的收敛很多),据说为此,冯导夫妇还拌了嘴。但在很多地方,煽情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比如洛阳城外花枝再婚和被卖的那一段,那个换棉裤的细节画面虽然拍得美,但拖沓,镜头煽情却不会叙事。几位男主的表演要好一些(和马锦涛叔叔比起来肯定是好很多很多了),不过,张国立父子从头到尾的表现就在述说一个意思:惨啊,惨啊,你看我多惨啊……李雪健也是永远一副苦逼相,一望而知是个倒霉的老好人。


这里也没有指摘演员的意思,很大程度上,还是和剧情安排以及导演的处理手法有关,冯导向来热衷在悲剧里加入肥皂剧式的煽情,而不像以前那样,把天下大事举重若轻地加进喜剧里调侃。所以,产生的效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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